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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这一辈子，看人往往最难，有时候啊，共过患难，推心置腹，回头却发现，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路。彭老总和高岗，说起来就是这么一对。

尤其是在朝鲜战场那会儿，高岗可真是帮了大忙。他坐镇东北，那是咱们志愿军的大后方，吃穿用度、人员补给，所有的事儿都得他这个东北局书记、军区司令政委说了算。想想看，那么大的一个摊子，千头万绪，没点本事，真就抓瞎了。高岗硬是把这重担扛下来了，整个东北都被他发动起来，要人有人，要物资有物资，前线才能顶得住。彭老总在前头打仗，心里对高岗这份儿能力和魄力，是打心眼儿里服气，也感激他。

仗打完了，该论功行赏。周总理当时就提议，说彭老总军功赫赫，回北京后可以当军委副主席，再兼着代总参谋长。可彭老总这人啊，打仗是一把好手，对官场那套弯弯绕却不怎么上心。他琢磨着，自己更想干点实事，比如学学王震将军，去搞大生产、大农垦，为国家建设出一份力。于是，他就向毛主席提了个想法，说高岗这同志能力强，抗美援朝贡献那么大，不如让他来干这个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。

彭老总当时哪有什么私心，完全是出于公心和对高岗能力的认可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那时候高岗自己的政治风波已经在酝酿了，快要浮出水面了。再往后，等到庐山会议上，彭老总自己都栽了跟头，这事儿又被翻出来，成了他“拉帮结派”的一个罪状，给他添了不少麻烦，真是让人感慨。

其实说起来，彭老总和高岗，虽然因为工作一度紧密合作，但两人私底下深交真不多。要论脾气秉性，那更是南辕北辙，完全不是一类人。彭老总自己后来也反思过，觉得自己当时对高岗这个人，了解得太少了。他生前留下了不少文字材料，其中有好几份都详细提到了这段关系和高岗的问题。

比如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，他就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作过发言。庐山会议期间，他那洋洋洒洒写了十几万字的笔记里，有一万多字都关于高岗。到了1962年，他给中央和毛主席写申诉信，再次花了上万字来剖析“高饶问题”。从这些文字里，我们能一点点理清他和高岗那些年的交集。

两人最早见面，要追溯到1936年6月。那会儿，彭老总正率领部队西征，指挥部刚到陕北的靖边县宁条梁。高岗当时是陕北区党委书记，拿着中央的介绍信找上门，说要去伊克昭盟联络当地的哥老会头头，希望能给点经费和武器。彭老总二话没说，立刻拨了一批银元，又给了几条枪，还叮嘱他要多做当地牧民的工作。这次见面，在他心里没留下啥特别的印象，谈不上好坏，就是一次公事来往。

再次见面，就是延安整风时期了。中央开了一个财经问题座谈会，毛主席亲自提议的，彭老总和高岗都在名单里。会上大家讨论的都是边区经济建设的大事，纯粹是工作关系，没什么私人交往。

要说真正让彭老总对高岗有点看法、觉得不对劲的，是1944年的一件事。那年2月，高岗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，议程是讨论财政经济问题。会议结束之后，高岗特意设宴款待参会人员。这顿饭啊，排场可不小，桌上山珍海味摆了一大桌子，光一道海参，就顶得上足足150斤小米。这么一顿饭吃下来，差不多能抵上一个贫苦农民家一年的口粮了。彭老总坐那儿看着一桌子的菜，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，连筷子都不知道该往哪儿伸。他实在没忍住，就低声嘟囔了几句：“拿这钱买小米，再用小米喂鸡下蛋，岂不是更好？”这话一出口，高岗的脸当时就耷拉下来了，老大不高兴。从这件小事，一下就看出来，这两人骨子里压根儿就不是一类人。彭老总过惯了苦日子，见不得铺张浪费。高岗呢，显然更看重场面和个人享受。

然而，偏偏是抗美援朝这场残酷的战争，把这两个性格、作风迥然不同的人，一度紧密地捆在了一起。1950年10月，中央下了出兵朝鲜的决心，毛主席亲自点了将，让高岗负责整个大后方，把东北的重担压在他身上，彭德怀则在前线指挥作战。彭老总临行前，毛主席还特别嘱咐他，说高岗在四野威信很高，要去朝鲜打仗，得和高岗搞好关系，因为东北是咱们战争的本钱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高岗在后勤保障上确实是下了大工夫，也干得非常漂亮，彭老总在庐山时期写的笔记里，都不得不承认：“他（指高岗）是尽了力量的，也给了我和志愿军以好印象。”

就是这份儿共同扛过枪的战友情，加上对高岗工作能力的认可，才有了后来彭老总从朝鲜回京治病途中那段意义深远的谈话。那是1952年4月，彭老总前额长了个肿瘤，要回北京做手术，路上经过沈阳换车。高岗知道后，特意赶来看他。

两人闲聊，高岗就半真半假、有意无意地扯起了他陪同刘少奇、金日成访问莫斯科的经历。他咂摸着嘴说，他去了两次莫斯科，斯大林对他都挺热乎的，感觉斯大林对刘少奇不怎么感冒，对周恩来好像也没啥好印象。这话里藏着刺，想听听彭老总的态度，可彭老总这人直来直去，哪里想那么多弯弯绕，随口就说了句：“只要是中国人民喜欢的就可以。”高岗听了这话，明显怔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彭老总这么不接茬。

接着，高岗又开始评点周总理，说周公啊就是个“事务主义者”，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仗，打起来没个全面计划，整天就知道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疲于应付。彭老总一听这话，立马就严肃起来，脸上没什么笑容了，认真地说：“周公这个人，吃得少，做得多，又耐劳又耐怨，平易近人，在知识分子中间威望很高，我看呐，他算得上是个完人了。”这话说得滴水不漏，高岗一时没法接话了。

高岗眼看挑拨不成，又换了个法子，带着点邀功的意思，凑过来说：“你知道不？斯大林原先是要撤你的职的，是我在旁边说了不少朝鲜战场的困难，他才没意见了。”彭老总听了这话，更是觉得莫名其妙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哦？斯大林要撤我职？是怪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没打好吗？我现在累得很，真撤了我志愿军的职务，我正好回后方好好歇歇。不过呢，斯大林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三言两语就左右的人。”高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，又吹嘘说刘少奇到莫斯科不敢说话，都是他在跟斯大林谈，才争取到了给咱们提供60个师装备的军事借款。彭老总还是那股实在劲儿：“我们中国出人打仗，苏联出武器支援，这是理所应当的，谈不上什么慷慨不慷慨。”

这段沈阳的对话，彭老总后来在1962年的申诉信里专门作了检讨，说高岗说的那些话，“纯粹是在挑拨离间，并且是别有用心的。不过我那时一点戒心都没有，也没有从‘坏’的方面去考虑他的这些言行……只是在这方面用‘狭隘’两个字去谅解他。”这话说得太真实了，可见彭老总当时心里真是坦荡，完全没往复杂的权力斗争上想。

还有一次，是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了之后，彭老总8月份回北京，去东交民巷高岗家里拜访。那天正好是周六，高岗家里热闹得很，正在办舞会，天一擦黑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宾客就陆陆续续地来了。彭老总这人啊，一辈子对跳舞这事儿没兴趣，见了这阵仗，高岗再怎么热情邀请，他都谢绝了，只坐了会儿就告辞了。

这两件事，一次是延安宴席上的铺张，一次是北京家里的舞会热闹，都让彭老总觉得跟高岗格格不入。他和高岗，确实就像他自己后来反思的那样，也像旁人眼里的那样，骨子里就不是一类人。一个铁骨铮铮，作风朴素，性格耿直，战场上是无往不胜的猛将，生活中却简单得近乎刻板。另一个呢，精明强干，脑子活络，能干事，但也讲究排场，更藏着自己的政治小算盘。这样两个人，因为历史的契机，因为战争的需要，有过一段时间的并肩作战，但当风云变幻，政治的漩涡搅动起来时，他们各自不同的底色和追求，就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命运。

彭老总后来的遭遇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或许也跟他这种对政治复杂性的“天真”不无关系。他眼里看重的是真能力、是战友情，却低估了人心里的鬼蜮和政治里的险恶。历史的烟云慢慢散去，留下的，是无尽的慨叹和让人深思的过往。